都柏林的文化節目，一浪接一浪——在舉行Dublin Culture Night(都柏林文化之夜)前，是Absolut Fringe Festival (5/9 至 20/9)；Dublin Culture Night後，有Dublin The Art Festival(24/9 至 11/10)；再來就是Innovation Dublin 2009 (14/10 至 20/10)。

今日到圖書館借書時，看到有介紹。拿來看，今年是第一年舉辦，目的介紹、推廣、鼓勵創意。它分了5大範疇——公共(public realm)、環境(environment)、企業(enterprise)、人民(people)及文化(culture)看創新。活動又是多得很，目不暇給。

這星期又是繁忙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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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資料︰

Innovation Dublin 2009

http://www.innovationdublin.ie

9 月25日晚上，都柏林街頭，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如果你住在市中心，從樓上往下看，平日安靜的街道、建築物，變得熱鬧起來；他們並非漫無目的，或是因酒後東歪西倒地走。仔細看，你會發現每人都會拿著一本小冊子。這小冊子，定了這些人群的方向，因為這晚是一年一度都柏林的文化夜(Dublin Culture Night)。

今年參加的店舖、歷史建築、機構達124個，從小冊子的地圖看，這些地點彷彿以Temple Bar為中心擴展到四週。本來很早就關門，且要入場費的歷史建築，都免費入場。看到每個簡介，都吸引著我，簡直眼花撩亂。最後我選擇了一個平日要付入場費的地方——Chirst Church，及後與友人到Gallery。

在這一刻，突然發現，你經常路過，而又毫不起眼的街道，竟是Gallery的集中地。平日晚上關門的St. Stephen Green，在這夜，你會聽到人們在朗誦詩歌——他們引以為傲、本土出產詩人的作品。一座座的教堂，本代表著光明的；這夜，在暗淡的光中，給你另外一種感覺。Temple Bar，夜夜笙歌的地方，你卻會找到熱愛藝術的人，到四週欣賞畫展、照片。連剛在前一天慶祝創辦了250的Guinness Storehouse，亦送你一杯免費Guinness. . .

這一夜，都柏林街頭，「徹夜未眠」(Nessun Dorma)。錯過了，不要緊，明年9月24日來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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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資料︰

Dublin Culture Night 2009 -
www.culturenigh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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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文化現場》八月號）﹣林喜兒

七月下旬的一個下午，站在美荷樓地下，面前人頭湧湧，有「龍友」迫在百多呎的單位影過不停，有少女們站在黃色木門外「擺鋪」拍照，美荷樓既是主角也是配角。我在想，是甚麼吸引他們來到眼前這座將被活化的徒置大廈，他是個喜歡舊建築、重視歷史的人嗎？那個不停按動快門的其實是因為「最後之誘惑」嗎？而我，是為了回到過去。上月 在 石 硤 尾 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 心舉行的「光影留情」 展 覽，同場加映的是美荷樓開放日。

「光影留情 」 是由房委會舉辦的攝影展， 展出黃 勤帶、謝至德及蔡旭威三位攝影師鏡頭下的石硤尾邨 、 牛頭角下邨及蘇屋邨，三個建於 50 、 60 年 代 的 早期屋 邨 。不知何時開始，屋邨 仔 成了香港人的一個身份認同，多少個香港故事總會是以屋邨仔為本位，說的當然是如何從艱苦的屋邨生活中努力不懈然後闖出一番事業，彷彿屋邨仔就最能代表香港，媒體更喜歡找來「屋邨代言人」，那個明星高官都是屋邨出身。身份從來都是被建構出來，當屋邨被媒體、社會珍而重之地對待時，我也被我的屋邨身份感召一樣，檢視自己的成長經歷，究竟屋邨有何獨特之處，還是因為夠平凡，容易引起共鳴。事實上，近年因為不少舊屋邨的清拆再次令屋邨受到注視，即將消失的永遠最被珍惜， 事先張揚的蘇屋邨，早前的牛頭角下邨，無不吸引傳媒的注視，然後吸引市民大眾趕往　吊一番。

屋邨除了可幫助說明香港人的奮鬥故事外，最好說的自然是那些人情味故事，所以這個屋邨攝影展無不著力展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除了是屋村的環境空間外，攝影師都愛捕捉在屋邨村內的生活細節，雜貨店、遊憩空間、老人的優閒與小孩的玩樂，最易成為主題。看看相片旁的標題：「屋邨村居住空間狹小，兄弟妹間善用空間」、「拉近居民間的距離」、「長大後他們定會記得在蘇屋度過的快樂童年」，真的嗎？屋村邨生活真的那樣快樂嗎？為甚麼我的記憶不完全是這樣？

我不是來自美荷樓，卻是出生於鄰近的李鄭屋，同樣都是七層的徒置大廈 ，對於那個一百二十呎的狹小單位我是熟悉不過，我還是特意參加了導賞團，我好奇，想聽聽別人怎樣說一個我在當中的故事。拿著一張由房委會印制的簡介，寫了一點公屋的起綠，「1953年聖誕夜，石硤尾木屋區的那場大火」，早已成了香港公屋發展史的主流和官方論述，那些基本資料如單位面積120平方呎，月租14元我全不知曉，不過當我跟著大隊迫在兩個開放給公眾參觀的單位，眼前所見跟我記憶中兒時的家居確實相似得很，那張碌架床、那個五桶櫃、那部卡式收音機、那堆鐵盒鐵罐，這種現場感令記憶更立體。然後導賞員在說居民是怎樣生活，這個，我更清楚了，天天行七層樓梯上學放學、跟弟妹在樓梯口玩樂、在「角仔」玩廚飯仔．．．．．．那時家家戶戶白天也是打開門，沒有獨立廁所和廚房，走廊是家居的一部份。大概每個住過徒置區的人，都能輕易地喚起這些回憶。

這邊廂我記得跟鄰居玩跳樓梯、踢西瓜波的日子，那邊廂更歷歷在目的是經常看見「道友」在梯間吸毒、每天要到那個惡臭難頂的公共廁所解決、經常聽到有變態佬偷底褲，到浴室偷窺的事件。而每當跟母親說起住徒置區的日子，她也會說從前的日子很辛苦，要照顧一家十口的起居飲食，大熱天時在走廊炒菜煮飯、天寒地凍在「水o候腳」洗衫，在沒有冷氣、沒有洗衣機的年代．．．．．．還要擔心夜歸的家姐的人生安全。

早前跟從前住在蘇屋邨的中學同學說起蘇屋村快清拆，會否回去看一看，同學仔有點冷淡，說了一句：「從前住的地方很細，生活很辛苦。」是的，大概沒有人願意回到這個從前；是以，保留舊的東西也不一定是因為懷舊。 從相片走到美荷樓實景，回憶不住湧現，想起馬國明經常提到班雅明關於記憶/回憶的體驗，他說到回憶是兩段時間的相遇，在「當下」一刻想起「過去」的事，而且回憶是不限次數，每次的意義也就不相同。早已把幾張童年在徒置區的黑白照放進iPhone內，那天在看攝影展時，看過謝至德他們拍下的蘇屋牛下， 然後在美荷樓，我又拿著相機在拍，突然間，我記起電話內由家姐或亞哥操刀的照片，眼前腦袋別人的照片自己的照片，又想起馬國明說的：回憶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像迷宮一樣。

參觀美荷樓後的一個星期，跟吳文正走了一趟中上環，看的自然是他的「街坊老店」，事實上近年民間以至政府都在辦舊建築展、歷史漫步，不知道參加的人為的甚麼， 假若只是為了拍下一堆相片、懷舊一番，然後繼續犬儒地接受舊不去新不來，發展就是這樣的一個現實，這樣的一種參與只會把自己的角色變成遊客，不要忘記，這是我們的城市。

相片是紀錄，建築是歷史的載體，當平凡不過的小店也被高樓大廈高速鐵路迫進博物館，那便是宣佈生活死亡的時候，而那個回憶的迷宮也必然被封閉。

想起Wall-E中，Eve面對Wall E被洗去記憶後那種慌亂，電腦、ipod、iPhone的記憶體再大又怎樣，當它一聲不響地突然消失，這種滋味或者你也嘗過。

沒有記憶，是件很可怕的事。

【明報專訊】編按:龍應台閉關逾年，沉沒于創作行將于九月四日面世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無論書寫本身，抑或小島上代的歷史，皆備受華文世界同代人的關注。本版早前已刊登了部分章節，今天再刊登書中後記，以期讀者諸君，能瞥見龍氏在靜想的山洞里，那久久不散的燭光。

佛學里有「加持」一詞，來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尋常的力量附加在軟弱者的身上，使軟弱者得到勇氣和毅力，扛起重擔、渡過難關。

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議。

小紅帽踏進大興安嶺

為了給我一個安定的寫作環境，同時又給我最大的時間自由，香港大學爭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創造了一個「傑出人文學者」的教授席位，容許我專心一志地閉關寫作一整年。

港大的「龍應台寫作室」在柏立基學院，開門見山，推窗是海。山那邊，有杜鵑啼叫、雨打棕櫚，海那邊，有麻鷹回旋、松鼠奔竄。這裡正是當年朱光潛散步、張愛玲聽雨、胡適之發現香港夜景璀璨驚人的同一個地點。

我清早上山，進入寫作室。牆上貼滿了地圖，桌上堆滿了書籍，地上攤開各式各樣的真跡筆記、老照片、舊報紙、絕版雜誌。我是歷史的小學生，面 對「林深不知處」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紅帽踏進大興安嶺采花，看到每一條幽深小徑，都有衝動一頭栽入，但是到每一個分岔口，都很痛苦：兩條路，我都想走，都 想知道：路有沒有盡頭？盡頭有什麼樣的風景？

我覺得時間不夠用，我覺得，我必須以秒為單位來計時，仍舊不夠用。

卡夫卡被問到，寫作時他需要什麼。他說，只要一個山洞，一盞蠟燭。柏立基寫作室在二○○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蠟燭。每到黃昏， 人聲漸杳，山景憂鬱，維多利亞海港上的天空，逐漸被黑暗籠罩。這時，凄涼、孤寂的感覺，從四面八方，像濕濕的霧一樣，滲入寫作室。

我已經長時間「六親不認」，朋友們邀約午餐，得到的標準答覆都是， 「閉關中， 請原諒，明年出關再聚」。

孤寂與溫熱

但是，當凄涼和孤寂以霧的腳步入侵寫作室的時候，會有朋友把熱飯熱菜，一盒一盒裝好，送到寫作室來。

有時候，一張紙條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燈下讀卷，手機突然「叮」一聲，哪個多情的朋友傳來簡訊，只有一句話： 「該去睡了。」有時候，一天埋首案頭十八個小時，不吃飯、不走動、不出門，這時肩膀僵硬、腰痠背痛，坐著小腿浮腫，站起來頭暈眼眩。然後，可能隔天就會收 到台灣快遞郵包，打開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維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條上有娟秀的字： 「再偉大，也不可犧牲女人的『美貌』！」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採訪的時候，紀錄片團隊跟拍外景。所有能夠想像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車、汽車、巴士、吉普 車、大渡輪、小汽艇、直升機。在上山下海感覺最疲憊、最憔悴的時候，我看見工作伙伴全神貫注，然後用一種篤定的、充滿信任的聲音說， 「一定會很好。」最後的兩個月把所有資料搬到台北，對文字作最後精確的琢磨。朋友們知道我每天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自動形成了一個「補給大隊」：筆記電腦 寫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電腦已經送到、裝好。沒法放鬆？第二天，全新的音響設備送到。颱風、淹水？ 「來，來我的飯店寫。房間已經準備好。」冰箱空了？鮮奶、水果，礦泉水，馬上送過去。

因為寫作，連定期探看的母親，都被我「擱置」了。但是夜半寫作時，我會突然自己嚇到自己：如果「出關」時，母親都不在了——你這一切又 是為了什麼呢？第二天，焦慮地打電話給屏東的兄弟們探問，他們就在電話里說， 「媽媽我們照顧著，你專心寫書就好。」萬籟俱寂的時刻，孤獨守在「山洞」里，燭光如豆，往往覺得心慌、害怕，信心動搖，懷疑自己根本不該走進這看不見底的 森林里來。這時電話響起，那頭的聲音，帶著深深的情感和溫暖，說，

「今天有吃飯嗎？」

第一稿完成時，每天日理萬機的朋友，丟下了公司，和妻子跑來作書稿校對。十五萬字，一個字一個字檢閱，從早上做到晚上，十二個小時高度聚焦不間斷。離去時，滿眼血絲。

我身邊的助理，是年輕一輩的人了，距離一九四九，比我更遠，但是他們以巨大的熱情投入。他們其實手中都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但是在這四百天中，他們把這本書的工作當作一種理想的實踐、社會的奉獻，幾乎以一種「義工」的情操在燃燒。

所有的機構，從香港大學、胡佛研究院、總統府、國防部、空軍、海軍司令部到縣政府和地方文獻會，傾全力給了我支持。

所有的個人，從身邊的好朋友到台灣中南部鄉下的台籍國軍和台籍日兵，從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到退輔會的公務員，從香港調景嶺出身的耆老、 徐蚌會戰浴血作戰的老兵到東北長春的圍城幸存者，還有澳洲、英國、美國的戰俘親身經歷者，都慷慨地坐下來跟我談話，提供自己一輩子珍藏的資料和照片，那種 無私的信任，令我驚詫、令我感動。

每一個和我談話的人

我對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長達幾個小時，但是最後真正寫入書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萬字才能「比較」完整地呈現那個時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寫十五萬字。

他們跟我說的每一個字，他們回憶自己人生時的每一個動作和眼神，雖然沒有直接進入書中，卻成為整本書最重要最關鍵的養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標。

我認識到，過程中每一個和我說過話的，其實都是我的導師。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偉。看他謙和而溫暖的待人接物，很難想像他是個家大業大的成功企業家。但是當你坐下來安靜地聆聽他回憶屬於他的一九四 九，知道他曾經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熱血奔騰地參加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曾經在清華大學激動地關心國是，你也就瞭解了為何六十年後他對香港的社會回饋 如此認真。雖然他的故事沒進入書中，但是他的敘述給了我歷史的深度。

寫作到最後一個禮拜，體力嚴重地透支，幾度接近暈眩，弟弟將我「架」到醫院去做體檢。有一天晚上，在連續工作二十個小時後，下樓梯一腳踏空，摔到地上，扭傷了腳踝。

這時，一個香港的朋友來看我；好友專程而來，情深意重，我一下子崩潰，抱頭痛哭。累積了四百天的眼淚量，三分鐘之內暴流。

三分鐘的眼淚

累積的，不僅只是體力的長期疲累，也不僅只是精神上的無以言說的孤獨，還有這四百天中每天沉浸其中的歷史長河中的哀傷和荒涼。那麼慟的生離 死別，那麼重的不公不義，那麼深的傷害，那麼久的遺忘，那麼沉默的痛苦。然而，只要我還陷在那種種情感中，我就無法抽離，我就沒有餘地把情感升華為文字。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緒，把空間騰出來，讓文字去醞釀自己的張力。我冷下來，文字才有熱的機會。

三分鐘讓眼淚清洗自己的郁積時，我同時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寫作過程里，我受到多少人的認真呵護。我知道自己並不特別值得他們的愛，他 們是在對一個「軟弱者」慷慨地給予「加持」，因為他們看見這個「軟弱者」在做一件超過她能力的事情，而這件事情所承載的歷史重量，在他們心中最柔軟、最脆 弱的地方，也有一個不離不棄的位置。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這樣攜手相惜，一起為我們的上一代——在他們一一轉身、默默離去之前，寫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們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燭光不昏晦，我只感覺到湧動的感恩和無盡的謙卑。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華街

（小標題為編者擬）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地／香港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

龍應台全球首發演講會「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主講：龍應台

 主持：陳冠中 報名方法：(9月2日開始接受登記)

(1) 公眾人士 – 請進入http://web.cosmosbooks.hk/ 登記

如成功登記，閣下將透過電郵獲發出席信，敬請列印出席信攜同到場。

(2) 香港大學師生及校友 – 請進入香港大學內聯網 (HKU Portal)

登記 日期：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30

地點：香港大學陸佑堂

舉辦機構：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天地圖書聯合舉辦

查詢電話：2821 5023(座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奸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回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

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

林精武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腳就皮破血流，腳趾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力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1946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懷的丘壑，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國軍並沒有進駐台南；小鮑布那艘坦克登陸艦把七十軍送到基隆港之後，先得開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軍一樣，國軍的六十二軍在海防港等船。在各個碼頭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幾百萬，船，是不夠用的。

航海日誌透露的是，LST 847登陸艦在11月19日，從海防港接了六十二軍的55位軍官和499位士兵，駛往「福爾摩沙」，六天以後才抵達那時還稱為「打狗」的高雄港。負責接收台灣南部的六十二軍，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吳新榮為了見到祖國的軍隊而「齋戒沐浴」，卻白等了一場。沒等到國軍，倒是10月10日國慶日先來臨了。

五十年來第一個國慶紀念，吳新榮興沖沖地騎著腳踏車趕過去。他看見台南「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紳們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對著滿街聚集的民眾用肺腑的聲音熱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國萬歲」。三十八歲的醫生吳新榮，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淚。（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親，卻感覺不對了。彭清靠，是個享有社會清望的醫生，1945年10月，在舉國歡騰中他被推舉為地區「歡迎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籌備歡迎國軍的慶典和隊伍。籌備了很多天，買好足夠的鞭炮、製作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好漂亮的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一切都備齊了之後，通知又來了：國軍延後抵達。大家對著滿街的食物，傻了。

同樣的錯愕，又重複了好幾次。

最後，11月25日，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

彭清靠、吳新榮，和所有高雄、台南的鄉親，看見勝利的祖國的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彭清靠回家後對家人，用日語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其實洞穿歷史，他知道，這些走下旋梯的勝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種田的時候被抓來當兵的，他們怎麼會理解，碼頭上的歡迎儀式是當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籌備，這盛大的籌備中，又藏了多麼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說，這些兵，「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頭的軍官，連致詞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對」的第一感覺，其實就是兩個文化的對撞。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1947年2月28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一踏進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一夜苦刑之後，涂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彭明敏）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1949年，這鄉下的孩子十歲，家中無米下鍋的極度貧困，使他深深以平民為念。但是，要談1949，他無法忘懷的，反而是1947。八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麼呢？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蕭萬長，龍應台專訪，2009年4月30日） （下）

【明報專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分別於台北和香港出版，台灣天下雜誌於8月26日推出，內容相同的香港版則由天地圖書於9月初出版。 編按：昨日本版刊載龍應台新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香港人事的章節，今續轉載；選段主要為龍應台家族引延的故事。追本溯源：父親姓龍、母親姓應，流離間在台生下了她。上一代漂泊思鄉，延傳下一代各人命途，或契合或錯開——今天，朱經武和龍應台在書中相聚；半世紀以前，他們的父親彷彿相遇。如此貼近時代肌理，龍氏娓娓描述，而歷史驚心動魄。

新安上河圖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鐘，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裏去，她一路無言，看窗外的山景，突然說，「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賀廟，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從後視鏡裏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麼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裏？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麼情之下被迫離開祖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種情，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裏沒有一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你的人解釋：「嘿，我家餵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歷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墻青瓦，雕樑畫棟。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櫃收購只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只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樑，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余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舖——哪一家毗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誰、店舖什麼名號，鉅細靡遺，一點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捲軸，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裏嗎？」

「知道，」余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潘芳苟』，這圖上寫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潘芳苟」三個字。

「那麼，」我沉思，「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

「在這裏。」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捲軸，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侷促而簡陋的房間裏，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繞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影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歷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電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樑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人、車門邊懸人、車窗裏塞人、座位底下趴人、走道上貼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收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面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裏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裏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髮的樣子……」

美君半晌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麼了？」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裏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裏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在衡山火車站，看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憲兵隊，駐守廣州天河機場。

這年，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

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我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裏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裏，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裏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案，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裏，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里，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少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麼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裏，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這一段，一字一句念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地圖書／香港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

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今年二月，聯副曾製作一系列《1949六十年：我們的時代》專輯，回顧那一頁悲愴的歷史。而華文世界極重要的一支筆，龍應台，在醞釀十年、耗時380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東等地後，寫下了十五萬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希望引領讀者一同誠實、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聯副特刊精彩章節，回望這段流亡遷徙、生死離散的大時代。（編者）

正確答案是C

長達五十年沒見過中國軍隊的台灣人，擠在基隆碼頭上和台北的街頭。知道國軍會搭火車從基隆開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鐵路的兩旁。還有很多人，從南部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等待這歷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灣亞熱帶的濕熱烘得汗流浹背的七十軍，暈頭轉向地走下了小鮑布的坦克登陸艦，投降的日軍代表也被安排在碼頭上向勝利者的軍隊敬禮。勝利者卻氣急敗壞、自顧不暇。在貨物和輜重的磕磕絆絆、擠來撞去下，一團混亂上了火車，駛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還熱，街頭人山人海，人體的汗氣和體溫交揉，人堆擠成背貼著背的肉牆，在肉牆中，人們仍舊踮起腳尖、伸長了脖子張望；父母們讓孩童跨腿騎在自己肩上，熱切而緊張。

作家吳濁流的小說讓台灣少女「玉蘭」的眼睛，就這樣第一眼看見了「祖國」：

滿街滿巷都是擁擠的男女老幼，真個是萬眾歡騰，熱鬧異常。長官公署前面馬路兩邊，日人中學生、女學生及高等學校的學生們長長地排在那邊肅靜地站著。玉蘭看見這種情形心裡受了很大的感動，以前瞧不起人，口口聲聲譏笑著「支那兵，支那兵」神氣活現的這些人，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子

祖國的軍隊終於來了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玉蘭有點兒覺得詫異，但馬上抹去了這種感覺，她認為這是沒有看慣的緣故。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在幼年時看見過台灣戲班換場所時的行列，剛好有那樣的感覺。她內心非常難受‥‥‥(吳濁流，《波茨坦科長》)

大概在同樣一個時候，二十二歲的彭明敏也正從日本的海軍基地佐世保駛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鮑布那艘登陸艦。

戰前彭明敏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政治學，不願意被日軍徵召上戰場，所以離開東京想到長崎去投靠兄長，卻在半途遭遇美軍轟炸，一顆炸彈在身邊炸開，他從此失去了一條手臂。日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觸祖國，覺得不可思議：

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占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見的七十軍可厭可惡，那麼楊逸舟眼中的七十軍，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為「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雨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楊逸舟著，張良澤譯：《二二八民變》）

從寧波來到基隆的七十軍，就以這樣一個幾近卡通化、臉譜化的「經典」定型圖像，堂堂走進了台灣的當代史。六十多年之後，台灣一所私立高中的歷史考卷出現這樣一個考題：

台灣有一段時局的形勢描寫如下：「第七十軍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襤褸，軍紀渙散，草鞋、布鞋亂七八糟，且有手拿雨傘，背著鍋子，趕著豬子的，無奇不有。」

這是台灣歷史上哪個時期？

（A）日本治台時期

（B）國民政府時期

（C）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D）省政府時期（海星中學考卷）

正確答案，當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負責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在台灣的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它就是一個「流氓軍」、「叫化子軍」。

任何一個定了型、簡單化了的臉譜後面，都藏著拒絕被簡單化的東西。

我在想：當初來接收的七十軍，一定還有人活著，他們怎不說話呢？流氓軍、叫化子軍的後面，藏著的歷史脈絡究竟是什麼？他們從寧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內來到一個陌生的海島，踏上碼頭的那一刻，想的是什麼？

七十軍那樣襤褸不堪，後面難道竟沒有一個解釋？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七十軍的老兵。

這樣想的時候，國軍將領劉玉章的回憶錄，射進來一道光。

日本投降後，劉玉章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率領五十二軍參與越北的接收。按照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命令，「在中國（滿州除外）、台灣及北緯16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境內之日本將領及所有陸、海、空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元帥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國國軍。

時間，幾乎與七十軍跨海接收台灣是同步的，五十二軍在接收越南之後，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艦艇從越南海防港出發，穿過台灣海峽，趕往秦皇島去接收東北。

和七十軍肩負同樣的任務，走過同樣的八年血戰、南奔北走，穿著同樣的國軍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樣在橫空巨浪裡翻越險惡的台灣海峽，五十二軍的士兵，卻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劉玉章的回憶錄裡：

船過台灣海峽時，風急浪大，官兵多數暈船，甚至有暈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師祈禱，舉行海葬禮

憶前在越南接收時，因戰爭影響，工廠關閉，無數工人失業，無以維生，曾有數百人投效本師。是以越南終年炎熱，人民從未受過嚴寒之苦。本師開往東北，時已入冬，禦寒服裝未備，又在日益寒冷之前進途中，致越籍兵士，凍死者竟達十數人之多，心中雖感不忍，亦只徒喚奈何。（劉玉章〈東北戡亂戰爭親歷記〉《傳記文學》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劉玉章充滿不忍的文字告訴我的是，啊，原來習慣在陸地上作戰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數會暈船，而且暈船嚴重時，也許併發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來一個一個的士兵，各自來自東西南北，水土不服，嚴寒酷暑，都可能將他們折磨到死。

那些因橫跨台灣海峽而暈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親人如何得知他們最後的消息？在那樣的亂世裡，屍體丟到海裡去以後，會通知家人嗎？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上）

千斤擔子兩肩挑
 

（明報）編按：龍應台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潛索十年，行腳遠及長春、馬祖、香港。由橫跨美歐亞的人生始，龍氏遼闊的目光最終聚焦本源。四九年內戰，國民黨南退，幾代難民，輾轉在台共生六十年。龍氏關心的是他們隱忍的傷痛︰在小島瘡疤將遭時代掩埋之時，趕忙挖掘這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嚴肅使命。本版今獨家刊載書中香港章節：難民流落邊城，歷史人間，生死散聚，一時間，斑駁的地景就蒼然浮現。

調景嶺外頭，香港的街上，每年湧進來二十萬人。

難民潮裏，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灣仔上小學，多年以後，像古時候的詞，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詩，在華文世界裏到處被人傳誦。人們問她，你的古典詩的基礎在哪裏形成？她不直接答覆你，只是淡淡地說，她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會了她背誦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會講廣東話，但是六十年以後，她還可以用漂亮的廣東話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白崇禧兵退海南島之前，十二歲的白先勇已經被送到九龍避難，文靜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書院。原本沉浸在中國古典戲曲及文學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觸英文世界，也開啟了他對現代文學的興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國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離。他看過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過南京首都的上層生活，看過上海的繁華與崩潰，如今看見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見戰爭的荒涼： 「家裏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顧的親戚和從前的部屬。大樓外面騎樓裏、走廊下，全睡着個人，街上也是到處是難民。」一九五二年才到台灣，白先勇成為台灣現代文學的先驅作家。

同一個時間裏，半歲的林百里被帶到香港。他在解放軍攻進上海前一個月出生，營養極度不良，扶着牀都不會走。被母親抱在懷裏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將軍府」宅院裏頭的傭人間，後面的弟弟妹妹陸續出生在這狹窄的石頭房裏。石頭房太熱了，父親就在屋角裏種爬藤，藤的青葉蓋滿了屋頂。

「將軍府是誰的？」我問。

「翁照桓。」我睜大了眼睛， 「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東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松滬血戰中發出第一槍的國軍旅長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說，他還清晰記得小時候，翁將軍把他叫到面前，給他糖果，摸摸他頭，要他努力讀書，將來好好報效國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後難民充塞街頭的香港長大。父親和一百萬其他難民一樣，艱難地為生，在中環的香港俱樂部做會計。俱樂部大廳掛着水晶吊燈、鋪着華麗的地氈，白人紳士淑女從大門瀟灑地進出用餐，華人用旁邊的小門。父親告誡他， 「你不可以到前廳去，那個門，是白人走的。」父親就在側門後面那個只能放下三張小桌的房間裏工作。為了兒子的前途，父親讓長子百里跟在身邊。白天，百里去上學——搭天星小輪過海到尖沙嘴，然後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學。大半的時候，為了節省那兩角錢的巴士車資，十三歲的林百里寧可走路四十分鐘到學校。

晚上，父親看着百里做功課；夜靜了，就從辦公桌底下拉出兩張折疊行軍牀，在三張寫字桌之間勉強撐開，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繁華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細細的線。

這個一九四九年戰火中出生、流離中長大的孩子，六十年後，他的筆記電腦製造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

我問他， 「十一、二歲的時候，住在香港俱樂部的『後門』裏，不准進入前廳，一出門又總看見中環光豔奪目的精品櫥窗，你有『難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嗎？」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華人之間地位的差別，所以我的民族情懷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麗的櫥窗，我沒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說， 「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買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話。」

* * *

秦厚修是從澳門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劇烈地搖晃，等小船過來接駁；從大船踏上搖晃得更厲害的小船時，踩空了，差點摔進海裏。秦厚修帶着一個還沒上小學的女兒，肚子裏還懷着一個，踏上澳門，馬上轉香港。丈夫馬鶴凌在碼頭上焦急等候。

在孩子出生之前，秦厚修得找工作。她和親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頂下了一爿洗衣店。然後又在一九四九年新開張的大型遊樂園——荔園，找到一份工作：收門票。

荔園開張，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幣五角，可以入場，摩天輪、碰碰車、哈哈鏡、遙遙船、過山車，還有一個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場。

「可是，應台你要知道，那時沒有票的，你丟錢進去，有一個閘門，我就坐在閘門旁邊用腳踩一個控制，一踩，繳了錢的人就可以進來， 每天就做這個。一個月薪水三百塊錢，要養好多人。」秦厚修說。

 荔園月薪三百塊？我想到，同一個時間點，錢穆創了新亞書院，自己的月薪是兩百塊——現在我知道那是多麼微薄了。

「蠻辛苦的，」我說，「馬媽媽，可是那時你肚子裏的孩子已經出生了，你出來工作，誰管那吃奶的嬰兒呢？那時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問。

「家裏還有一個奶奶幫忙，還有姑爹，而且，逃出來的親戚那麼多，每天都有人來借錢，他們也幫忙。」

厚修的孩子在東華三院之一的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

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

他為孩子取名「英九」。

這孩子長大以後，成了中華民國總統。介紹自己的時候，他會笑說，我是「大陸醞釀、台灣製造、香港交貨」的。

「我也記得，」秦厚修說， 「有一天馬爸爸說要去調景嶺，聽說救災總會的人到那裏發救濟物資，結果回來了，也不過發了幾塊肥皂吧？那時候，也有『第三勢力』來找他，但是他沒去。」「第三勢力」這個詞這麼順溜地從馬媽媽嘴裏冒出來，讓我吃了一驚。很少人知道這是什麼了，向來對政治沒興趣的她竟然記得。

一九四九年落腳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關心國是的知識分子，他們既無法接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不欣賞蔣介石的領導，這時美國已經開始在亞洲做大規模的反共佈局，提供資源，於是一個名為「自由中國運動」的「第三勢力」，就開始醞釀了。中情局結合流亡人士，有計劃地訓練獨立於台灣之外的反共游擊隊。

調景嶺有很多年輕的國軍官兵，也有很多失學失業的青年，不管是為了生活的基本維持，還是因為胸中懷抱着經國濟世的熱情，當他們聽說有個學校招生培訓，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自由中國」，很多人去了。

學校設在塞班島； 「塞班」，是殘酷血戰的代名詞，在關島附近，面積比香港島略小，戰前是日本領土。一九四四年美軍強攻塞班，日軍戰死三萬多人，守將南雲忠一自殺。三萬居民中，兩萬多人死於戰火，另外四千多個老弱婦孺調懸崖自殺。

受訓的年輕人學習爆破橋樑、搶灘登陸、打陣地戰等，還有跳傘。在塞班幹校訓練一年零兩個月以後，學員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後的主要任務是：空投大陸。

四人一個空投小組，選擇的空投點通常是游擊隊員的家鄉；山東流亡出來的，空投山東；湖南出來的，空投湖南，因為你必須對那個點的周遭環境，瞭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廳裏與蔣震閒聊一九四九——對於像他或蒙民偉這樣從一九四九年的艱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種特別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裏， 我隨意說，「我發現關於香港的『第三勢力』的資料特別少，問了很多香港人，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好像誰都不知道似的。」然後我給自己加點咖啡。

蔣震接過去說， 「是啊，自由中國運動。」我嚇了一跳，咖啡壺在我手上懸在半空——會把「自由中國運動」這幾個字這麼不經思索說出來的，歷史學者除外，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蔣先生知道內情？

他看着我吃驚的神情，笑了，說， 「我就去了塞班島！」

蔣震是香港極受尊敬的實業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東河南交界的荷澤，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和千萬個與他同時代的愛國青年一樣，他也當了兵，從山東一路打到廣州，部隊潰散，他就隨難民潮來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在碼頭上扛重物、在紗廠裏打雜，在礦場裏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歲的蔣震拿出僅有的兩百港幣，和朋友創設機器廠，發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絲直射注塑機，奠定了他的實業王國。

為了回饋鄉土，他又成立基金會，專門扶植中國大陸的工業人才培訓。

蔣震說，要從調景嶺說起，因為他也進了調景嶺難民營。

「啊……」我看着他， 「沒想到。那——您原來屬什麼部隊？打過什麼戰役？」「整編十一師。打過很多仗，譬如南麻戰役。」我看着這位極度樸實的靄靄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一說「整編十一師」，一說「南麻戰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經歷過了什麼。我一時無法把「香港實業家蔣震」與胡璉將軍的彪悍十一師和可怕的南麻血戰做連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編十一師在山東南麻就地防守，廣設防禦工事，周圍建築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縱橫交錯。解放軍的名將陳毅和粟裕以五倍於國軍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織七天七夜， 戰役結束之後，解放軍損失慘重，自稱一萬四千人陣亡，國軍方面則宣稱「殲滅」兩萬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犧牲了九千人。這是粟裕少有的挫敗，從此役開始，解放軍嚴肅地檢討應付國軍子母地堡的作戰策略。

南麻七天戰役結束，荒野中留下了三萬個青年人的屍體。

實業家蔣震是從這裏走出來的。

塞班島的結業學員在空投任務前， 每人發配的裝備是：手槍、衝鋒槍、彈藥、發報電台、足夠一月吃的乾糧、人民幣，然後就被飛機秘密地送到某一個省的山區，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傘沒打開，當場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當地的居民給綁起來，送去槍斃。

我看看蔣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東，怎會今天坐在我面前，後面是一片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景？

蔣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裏有一百個疑問。

「我一直以為『自由中國運動』是個愛國的運動，也不知道中情局在後面，」他笑着說， 「輪到我要被空投的時候，韓戰打完了，這個空投計劃，也叫停了。我差一點點就上了飛機。」啊……原來韓戰還決定了蔣震的一生。

* * *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

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在大動盪、大離亂中，錢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每晚從外面回到九龍深水埗的新亞書院克難破樓前，錢穆很難上樓，因為騎樓下、樓階上，全是蜷着睡覺的人。新亞的青年學生，也蒙頭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與人之間，錢穆小心翼翼地尋找可以踩腳的空隙。

學生交不起學費，老師買不起食物，學生和老師就拚命寫稿掙錢。當時的學生中，有一個特別聰穎沉着的，叫余英時。二○○六年得到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終身成就獎時，余英時追憶一九四九年的新亞書院，特別記得，為了生活，他自己十幾歲就開始寫稿，創辦新亞書院的恩師錢穆，也拚命寫稿， 「龔定庵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余英時笑說。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故事。那輾轉流離的一代，自己歷盡艱辛，但總是想方設法在動盪中找到一個給孩子避風遮雨的地方。

於是你就有像梁安妮這樣的發現。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姊大」，我問她的「來歷」；她能說的，不多，但是，慢點，父親好像有一個日記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寫的，從出生到一九四九來港，是一個完整的回顧和記錄。安妮一夜讀完，無比地震動；父親過世二十五年之後，她才知道父親的一生，他如何親身經歷抗戰中的桂林大轟炸，他如何飛越喜馬拉雅山參與了中國遠征軍的對日戰爭。

在香港，程介明這樣的孩子長大，成為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但是他清楚地記得「流離」的感覺。即使年紀很小，他看得出父親在為養家掙扎，他明白，所謂「在保險公司」上班，其實就是失業。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換一個學校。而房子，總是愈搬愈小，愈住愈遠，上學的路，愈長。

我和程爸爸說話，談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講到當年的艱辛，稍稍頓了一下，說， 「介明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體貼。」小孩子懂事，體貼，其實就是苦難讓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語氣有心疼的意思。

在香港，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記得一個小閣樓，在一個狹窄的「士多」（store）小店舖上面，全家人就擠在這樣一個無法動彈的閣樓裏。後來生活實在太困難了，母親只好帶着小妹重新回到當初離開的大陸老家，因為那裏生活開支比較小；相依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現實拆散。

立之的父親， 也在「保險公司上班」。

「那，父親本來做什麼呢？」我問立之。

他猶豫了一下，說，「原來家境極好，父親的毛筆小楷在浙江奉化很有名，所以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譜是他親手抄寫的。」我飛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坐在一群皓首窮經的歷史學家後面，看剛剛開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日記。極端重視家譜的蔣介石，在東北和徐蚌會戰最慘烈、國事蜩螗的時候，仍舊在日記中不斷追蹤家譜修譜進度；徐立之父親的名字，真的在日記裏出現。

所以在四九年後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龍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淺水灣的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再怎麼窮，水和沙是上帝送的。這個「士多」小閣樓上長大的孩子，也上了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分子遺傳學家，回到香港來，做了香港大學校長。

二○○九年了，上環老區還是有些小閣樓，就在狹窄的「士多」上；每次經過，我還忍不住多看兩眼，想起錢穆在一九四九年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明日續刊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