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星期三是St. Patrick Day，即愛爾蘭國慶。這一天，像香港般有巡遊。但是在這一天的前一星期，已開始有各樣的文化活動。電影、音樂、視覺藝術、建築旅遊、尋寶遊戲……全都跟St. Patrick Day有關，有趣吧。

拿著那本節目表，已看中幾個節目，第一個是建築旅遊，報了名，回覆的卻是已滿座。另一個，是愛爾蘭傳統音樂會。

十分期待17日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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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資料︰

St. Patrick’s festival——

http://www.stpatricksfestival.ie/cms/home.html

若不是坐車時看到橫幅，我真不知有書展。展期三天，展覽館在都柏林市議政廳大堂，只有大會堂低座大廳的空間；展覽的書籍，亦只得百多本，莫說香港書展，連任何一區的書展都比它大。的確，今年都柏林書展只不過是第三屆，跟「歷史悠久」的香港書展沒法比。不過大大小小的講座，才是它的主打。每天都有10多個講座，講者全是作家、詩人、大學教授、出版社等等。講座內容包括歷史、詩歌、運動寫作等，連作家生活都可以作為題目。書展的最後一天，正是3‧8婦女節，當然亦有關婦女的詩歌欣賞會。

其實，這並不是書展，而是交流會，讓愛書人，一同交流愛書之情。

延伸資料︰

dublin book festival——

http://www.dublinbookfestival.com/index.html

今日到圖書館借書時，看到有介紹。拿來看，今年是第一年舉辦，目的介紹、推廣、鼓勵創意。它分了5大範疇——公共(public realm)、環境(environment)、企業(enterprise)、人民(people)及文化(culture)看創新。活動又是多得很，目不暇給。

這星期又是繁忙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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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資料︰

Innovation Dublin 2009

http://www.innovationdublin.ie

今年參加的店舖、歷史建築、機構達124個，從小冊子的地圖看，這些地點彷彿以Temple Bar為中心擴展到四週。本來很早就關門，且要入場費的歷史建築，都免費入場。看到每個簡介，都吸引著我，簡直眼花撩亂。最後我選擇了一個平日要付入場費的地方——Chirst Church，及後與友人到Gallery。

在這一刻，突然發現，你經常路過，而又毫不起眼的街道，竟是Gallery的集中地。平日晚上關門的St. Stephen Green，在這夜，你會聽到人們在朗誦詩歌——他們引以為傲、本土出產詩人的作品。一座座的教堂，本代表著光明的；這夜，在暗淡的光中，給你另外一種感覺。Temple Bar，夜夜笙歌的地方，你卻會找到熱愛藝術的人，到四週欣賞畫展、照片。連剛在前一天慶祝創辦了250的Guinness Storehouse，亦送你一杯免費Guinness. . .

這一夜，都柏林街頭，「徹夜未眠」(Nessun Dorma)。錯過了，不要緊，明年9月24日來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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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資料︰

Dublin Culture Night 2009 -
www.culturenight.ie

七月下旬的一個下午，站在美荷樓地下，面前人頭湧湧，有「龍友」迫在百多呎的單位影過不停，有少女們站在黃色木門外「擺鋪」拍照，美荷樓既是主角也是配角。我在想，是甚麼吸引他們來到眼前這座將被活化的徒置大廈，他是個喜歡舊建築、重視歷史的人嗎？那個不停按動快門的其實是因為「最後之誘惑」嗎？而我，是為了回到過去。上月 在 石 硤 尾 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 心舉行的「光影留情」 展 覽，同場加映的是美荷樓開放日。

「光影留情 」 是由房委會舉辦的攝影展， 展出黃 勤帶、謝至德及蔡旭威三位攝影師鏡頭下的石硤尾邨 、 牛頭角下邨及蘇屋邨，三個建於 50 、 60 年 代 的 早期屋 邨 。不知何時開始，屋邨 仔 成了香港人的一個身份認同，多少個香港故事總會是以屋邨仔為本位，說的當然是如何從艱苦的屋邨生活中努力不懈然後闖出一番事業，彷彿屋邨仔就最能代表香港，媒體更喜歡找來「屋邨代言人」，那個明星高官都是屋邨出身。身份從來都是被建構出來，當屋邨被媒體、社會珍而重之地對待時，我也被我的屋邨身份感召一樣，檢視自己的成長經歷，究竟屋邨有何獨特之處，還是因為夠平凡，容易引起共鳴。事實上，近年因為不少舊屋邨的清拆再次令屋邨受到注視，即將消失的永遠最被珍惜， 事先張揚的蘇屋邨，早前的牛頭角下邨，無不吸引傳媒的注視，然後吸引市民大眾趕往　吊一番。

屋邨除了可幫助說明香港人的奮鬥故事外，最好說的自然是那些人情味故事，所以這個屋邨攝影展無不著力展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除了是屋村的環境空間外，攝影師都愛捕捉在屋邨村內的生活細節，雜貨店、遊憩空間、老人的優閒與小孩的玩樂，最易成為主題。看看相片旁的標題：「屋邨村居住空間狹小，兄弟妹間善用空間」、「拉近居民間的距離」、「長大後他們定會記得在蘇屋度過的快樂童年」，真的嗎？屋村邨生活真的那樣快樂嗎？為甚麼我的記憶不完全是這樣？

我不是來自美荷樓，卻是出生於鄰近的李鄭屋，同樣都是七層的徒置大廈 ，對於那個一百二十呎的狹小單位我是熟悉不過，我還是特意參加了導賞團，我好奇，想聽聽別人怎樣說一個我在當中的故事。拿著一張由房委會印制的簡介，寫了一點公屋的起綠，「1953年聖誕夜，石硤尾木屋區的那場大火」，早已成了香港公屋發展史的主流和官方論述，那些基本資料如單位面積120平方呎，月租14元我全不知曉，不過當我跟著大隊迫在兩個開放給公眾參觀的單位，眼前所見跟我記憶中兒時的家居確實相似得很，那張碌架床、那個五桶櫃、那部卡式收音機、那堆鐵盒鐵罐，這種現場感令記憶更立體。然後導賞員在說居民是怎樣生活，這個，我更清楚了，天天行七層樓梯上學放學、跟弟妹在樓梯口玩樂、在「角仔」玩廚飯仔．．．．．．那時家家戶戶白天也是打開門，沒有獨立廁所和廚房，走廊是家居的一部份。大概每個住過徒置區的人，都能輕易地喚起這些回憶。

這邊廂我記得跟鄰居玩跳樓梯、踢西瓜波的日子，那邊廂更歷歷在目的是經常看見「道友」在梯間吸毒、每天要到那個惡臭難頂的公共廁所解決、經常聽到有變態佬偷底褲，到浴室偷窺的事件。而每當跟母親說起住徒置區的日子，她也會說從前的日子很辛苦，要照顧一家十口的起居飲食，大熱天時在走廊炒菜煮飯、天寒地凍在「水o候腳」洗衫，在沒有冷氣、沒有洗衣機的年代．．．．．．還要擔心夜歸的家姐的人生安全。

早前跟從前住在蘇屋邨的中學同學說起蘇屋村快清拆，會否回去看一看，同學仔有點冷淡，說了一句：「從前住的地方很細，生活很辛苦。」是的，大概沒有人願意回到這個從前；是以，保留舊的東西也不一定是因為懷舊。 從相片走到美荷樓實景，回憶不住湧現，想起馬國明經常提到班雅明關於記憶/回憶的體驗，他說到回憶是兩段時間的相遇，在「當下」一刻想起「過去」的事，而且回憶是不限次數，每次的意義也就不相同。早已把幾張童年在徒置區的黑白照放進iPhone內，那天在看攝影展時，看過謝至德他們拍下的蘇屋牛下， 然後在美荷樓，我又拿著相機在拍，突然間，我記起電話內由家姐或亞哥操刀的照片，眼前腦袋別人的照片自己的照片，又想起馬國明說的：回憶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像迷宮一樣。

參觀美荷樓後的一個星期，跟吳文正走了一趟中上環，看的自然是他的「街坊老店」，事實上近年民間以至政府都在辦舊建築展、歷史漫步，不知道參加的人為的甚麼， 假若只是為了拍下一堆相片、懷舊一番，然後繼續犬儒地接受舊不去新不來，發展就是這樣的一個現實，這樣的一種參與只會把自己的角色變成遊客，不要忘記，這是我們的城市。

相片是紀錄，建築是歷史的載體，當平凡不過的小店也被高樓大廈高速鐵路迫進博物館，那便是宣佈生活死亡的時候，而那個回憶的迷宮也必然被封閉。

想起Wall-E中，Eve面對Wall E被洗去記憶後那種慌亂，電腦、ipod、iPhone的記憶體再大又怎樣，當它一聲不響地突然消失，這種滋味或者你也嘗過。

沒有記憶，是件很可怕的事。

佛學里有「加持」一詞，來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尋常的力量附加在軟弱者的身上，使軟弱者得到勇氣和毅力，扛起重擔、渡過難關。

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議。

小紅帽踏進大興安嶺

為了給我一個安定的寫作環境，同時又給我最大的時間自由，香港大學爭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創造了一個「傑出人文學者」的教授席位，容許我專心一志地閉關寫作一整年。

港大的「龍應台寫作室」在柏立基學院，開門見山，推窗是海。山那邊，有杜鵑啼叫、雨打棕櫚，海那邊，有麻鷹回旋、松鼠奔竄。這裡正是當年朱光潛散步、張愛玲聽雨、胡適之發現香港夜景璀璨驚人的同一個地點。

我清早上山，進入寫作室。牆上貼滿了地圖，桌上堆滿了書籍，地上攤開各式各樣的真跡筆記、老照片、舊報紙、絕版雜誌。我是歷史的小學生，面 對「林深不知處」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紅帽踏進大興安嶺采花，看到每一條幽深小徑，都有衝動一頭栽入，但是到每一個分岔口，都很痛苦：兩條路，我都想走，都 想知道：路有沒有盡頭？盡頭有什麼樣的風景？

我覺得時間不夠用，我覺得，我必須以秒為單位來計時，仍舊不夠用。

卡夫卡被問到，寫作時他需要什麼。他說，只要一個山洞，一盞蠟燭。柏立基寫作室在二○○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蠟燭。每到黃昏， 人聲漸杳，山景憂鬱，維多利亞海港上的天空，逐漸被黑暗籠罩。這時，凄涼、孤寂的感覺，從四面八方，像濕濕的霧一樣，滲入寫作室。

我已經長時間「六親不認」，朋友們邀約午餐，得到的標準答覆都是， 「閉關中， 請原諒，明年出關再聚」。

孤寂與溫熱

但是，當凄涼和孤寂以霧的腳步入侵寫作室的時候，會有朋友把熱飯熱菜，一盒一盒裝好，送到寫作室來。

有時候，一張紙條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燈下讀卷，手機突然「叮」一聲，哪個多情的朋友傳來簡訊，只有一句話： 「該去睡了。」有時候，一天埋首案頭十八個小時，不吃飯、不走動、不出門，這時肩膀僵硬、腰痠背痛，坐著小腿浮腫，站起來頭暈眼眩。然後，可能隔天就會收 到台灣快遞郵包，打開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維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條上有娟秀的字： 「再偉大，也不可犧牲女人的『美貌』！」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採訪的時候，紀錄片團隊跟拍外景。所有能夠想像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車、汽車、巴士、吉普 車、大渡輪、小汽艇、直升機。在上山下海感覺最疲憊、最憔悴的時候，我看見工作伙伴全神貫注，然後用一種篤定的、充滿信任的聲音說， 「一定會很好。」最後的兩個月把所有資料搬到台北，對文字作最後精確的琢磨。朋友們知道我每天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自動形成了一個「補給大隊」：筆記電腦 寫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電腦已經送到、裝好。沒法放鬆？第二天，全新的音響設備送到。颱風、淹水？ 「來，來我的飯店寫。房間已經準備好。」冰箱空了？鮮奶、水果，礦泉水，馬上送過去。

因為寫作，連定期探看的母親，都被我「擱置」了。但是夜半寫作時，我會突然自己嚇到自己：如果「出關」時，母親都不在了——你這一切又 是為了什麼呢？第二天，焦慮地打電話給屏東的兄弟們探問，他們就在電話里說， 「媽媽我們照顧著，你專心寫書就好。」萬籟俱寂的時刻，孤獨守在「山洞」里，燭光如豆，往往覺得心慌、害怕，信心動搖，懷疑自己根本不該走進這看不見底的 森林里來。這時電話響起，那頭的聲音，帶著深深的情感和溫暖，說，

「今天有吃飯嗎？」

第一稿完成時，每天日理萬機的朋友，丟下了公司，和妻子跑來作書稿校對。十五萬字，一個字一個字檢閱，從早上做到晚上，十二個小時高度聚焦不間斷。離去時，滿眼血絲。

我身邊的助理，是年輕一輩的人了，距離一九四九，比我更遠，但是他們以巨大的熱情投入。他們其實手中都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但是在這四百天中，他們把這本書的工作當作一種理想的實踐、社會的奉獻，幾乎以一種「義工」的情操在燃燒。

所有的機構，從香港大學、胡佛研究院、總統府、國防部、空軍、海軍司令部到縣政府和地方文獻會，傾全力給了我支持。

所有的個人，從身邊的好朋友到台灣中南部鄉下的台籍國軍和台籍日兵，從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到退輔會的公務員，從香港調景嶺出身的耆老、 徐蚌會戰浴血作戰的老兵到東北長春的圍城幸存者，還有澳洲、英國、美國的戰俘親身經歷者，都慷慨地坐下來跟我談話，提供自己一輩子珍藏的資料和照片，那種 無私的信任，令我驚詫、令我感動。

每一個和我談話的人

我對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長達幾個小時，但是最後真正寫入書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萬字才能「比較」完整地呈現那個時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寫十五萬字。

他們跟我說的每一個字，他們回憶自己人生時的每一個動作和眼神，雖然沒有直接進入書中，卻成為整本書最重要最關鍵的養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標。

我認識到，過程中每一個和我說過話的，其實都是我的導師。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偉。看他謙和而溫暖的待人接物，很難想像他是個家大業大的成功企業家。但是當你坐下來安靜地聆聽他回憶屬於他的一九四 九，知道他曾經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熱血奔騰地參加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曾經在清華大學激動地關心國是，你也就瞭解了為何六十年後他對香港的社會回饋 如此認真。雖然他的故事沒進入書中，但是他的敘述給了我歷史的深度。

寫作到最後一個禮拜，體力嚴重地透支，幾度接近暈眩，弟弟將我「架」到醫院去做體檢。有一天晚上，在連續工作二十個小時後，下樓梯一腳踏空，摔到地上，扭傷了腳踝。

這時，一個香港的朋友來看我；好友專程而來，情深意重，我一下子崩潰，抱頭痛哭。累積了四百天的眼淚量，三分鐘之內暴流。

三分鐘的眼淚

累積的，不僅只是體力的長期疲累，也不僅只是精神上的無以言說的孤獨，還有這四百天中每天沉浸其中的歷史長河中的哀傷和荒涼。那麼慟的生離 死別，那麼重的不公不義，那麼深的傷害，那麼久的遺忘，那麼沉默的痛苦。然而，只要我還陷在那種種情感中，我就無法抽離，我就沒有餘地把情感升華為文字。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緒，把空間騰出來，讓文字去醞釀自己的張力。我冷下來，文字才有熱的機會。

三分鐘讓眼淚清洗自己的郁積時，我同時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寫作過程里，我受到多少人的認真呵護。我知道自己並不特別值得他們的愛，他 們是在對一個「軟弱者」慷慨地給予「加持」，因為他們看見這個「軟弱者」在做一件超過她能力的事情，而這件事情所承載的歷史重量，在他們心中最柔軟、最脆 弱的地方，也有一個不離不棄的位置。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這樣攜手相惜，一起為我們的上一代——在他們一一轉身、默默離去之前，寫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們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燭光不昏晦，我只感覺到湧動的感恩和無盡的謙卑。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華街

（小標題為編者擬）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地／香港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

 主講：龍應台

 主持：陳冠中 報名方法：(9月2日開始接受登記)

(1) 公眾人士 – 請進入http://web.cosmosbooks.hk/ 登記

如成功登記，閣下將透過電郵獲發出席信，敬請列印出席信攜同到場。

(2) 香港大學師生及校友 – 請進入香港大學內聯網 (HKU Portal)

登記 日期：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30

地點：香港大學陸佑堂

舉辦機構：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天地圖書聯合舉辦

查詢電話：2821 5023(座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回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

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

林精武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腳就皮破血流，腳趾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力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1946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懷的丘壑，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國軍並沒有進駐台南；小鮑布那艘坦克登陸艦把七十軍送到基隆港之後，先得開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軍一樣，國軍的六十二軍在海防港等船。在各個碼頭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幾百萬，船，是不夠用的。

航海日誌透露的是，LST 847登陸艦在11月19日，從海防港接了六十二軍的55位軍官和499位士兵，駛往「福爾摩沙」，六天以後才抵達那時還稱為「打狗」的高雄港。負責接收台灣南部的六十二軍，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吳新榮為了見到祖國的軍隊而「齋戒沐浴」，卻白等了一場。沒等到國軍，倒是10月10日國慶日先來臨了。

五十年來第一個國慶紀念，吳新榮興沖沖地騎著腳踏車趕過去。他看見台南「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紳們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對著滿街聚集的民眾用肺腑的聲音熱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國萬歲」。三十八歲的醫生吳新榮，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淚。（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親，卻感覺不對了。彭清靠，是個享有社會清望的醫生，1945年10月，在舉國歡騰中他被推舉為地區「歡迎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籌備歡迎國軍的慶典和隊伍。籌備了很多天，買好足夠的鞭炮、製作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好漂亮的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一切都備齊了之後，通知又來了：國軍延後抵達。大家對著滿街的食物，傻了。

同樣的錯愕，又重複了好幾次。

最後，11月25日，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

彭清靠、吳新榮，和所有高雄、台南的鄉親，看見勝利的祖國的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彭清靠回家後對家人，用日語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其實洞穿歷史，他知道，這些走下旋梯的勝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種田的時候被抓來當兵的，他們怎麼會理解，碼頭上的歡迎儀式是當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籌備，這盛大的籌備中，又藏了多麼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說，這些兵，「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頭的軍官，連致詞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對」的第一感覺，其實就是兩個文化的對撞。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1947年2月28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一踏進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一夜苦刑之後，涂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彭明敏）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1949年，這鄉下的孩子十歲，家中無米下鍋的極度貧困，使他深深以平民為念。但是，要談1949，他無法忘懷的，反而是1947。八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麼呢？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蕭萬長，龍應台專訪，2009年4月30日） （下）

新安上河圖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鐘，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裏去，她一路無言，看窗外的山景，突然說，「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賀廟，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從後視鏡裏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麼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裏？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麼情之下被迫離開祖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種情，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裏沒有一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你的人解釋：「嘿，我家餵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歷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墻青瓦，雕樑畫棟。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櫃收購只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只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樑，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余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舖——哪一家毗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誰、店舖什麼名號，鉅細靡遺，一點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捲軸，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裏嗎？」

「知道，」余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潘芳苟』，這圖上寫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潘芳苟」三個字。

「那麼，」我沉思，「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

「在這裏。」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捲軸，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侷促而簡陋的房間裏，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繞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影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歷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電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樑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人、車門邊懸人、車窗裏塞人、座位底下趴人、走道上貼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收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面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裏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裏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髮的樣子……」

美君半晌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麼了？」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裏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裏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在衡山火車站，看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憲兵隊，駐守廣州天河機場。

這年，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

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我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裏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裏，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裏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案，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裏，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里，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少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麼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裏，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這一段，一字一句念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地圖書／香港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