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與杜海濱 漫談中國紀錄片

日期：    10月1日 (星期三 公眾假期)

時間：    下午4至6時

地點：    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 ─ 美麗華旗艦店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18-130號美麗華商場 ─ 酒店大樓2樓)

主持：    《字花》編輯張歷君博士

嘉賓：    ＜無用＞導演賈樟柯

＜傘…＞導演杜海濱

        資深電影文化工作者羅卡 

 

活動簡介

兩齣入選第64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單元競賽片的中國紀錄片＜無用＞及＜傘…＞將於10月2日在香港The Grand獨家上映，兩位導演賈樟柯及杜海濱正好藉此機會漫談有關中國紀錄片的種種。座談會由文化雜誌《字花》編輯張歷君博士主持，更邀得資深電影文化工作者羅卡一同討論，且看香港方面對近年中國紀錄片又有何意見。

 

同場將放映＜無用＞及＜傘…＞的電影片段，由各位嘉賓進行討論；並設答問環節，希望到場人士能與導演直接對話，踴躍參與。

 

＜傘…＞ 故事梗概

由廣東中山、浙江義烏，到上海鬧市、洛陽鄉鎮，中國的農民面對著前所未有的經濟洪潮。有人從鄉下跑到「世界工廠」日夜趕工，製造各樣各式的雨傘，賺取少得可憐的薪酬；有人土地被征，轉行賣傘，搖手一變富戶。有人湧著考大學，卻沒錢繳學費，收拾包袱回農村；也有人想到加入解放軍，享受士兵津貼之餘，亦伺機扭轉命運。曾執導《鐵路沿線》、《北京紀事》、《人面桃花》等紀錄片的導演杜海濱，今回以傘為喻，審視中國農民在社會劇變之下，猶如傘一樣被撐開，覆蓋著中國所有經濟最活躍的脈搏上。

 

 

＜無用＞ 故事梗概

悶熱的廣州，電扇將鐵絲掛著的衣裙吹起，縫隙間露出服裝女工的臉，在縫紉機巨大的轟嗚聲中，日光燈下的工人顯得無比安靜，那些即待出廠的衣服不知將會被誰穿起，流水綫上每一張面孔的未來都不夠清晰。

 

冬季的巴黎，廣州服裝設計師馬可帶著她新創立的中國品牌「無用」參加2007年巴黎冬季時裝周。她把她的服裝埋在土中，讓自然與時間一起完成最後的效果。她喜歡手工制做所傳遞的情感，厭倦流水綫的生產，變成一個不喜歡的時裝設計師。

 

黃土滿天的山西汾陽，遙遠礦區的小裁剪店偶爾有礦工光顧。他們來縫縫補補，順便聊幾句家長裏短。夜幕中的礦燈與手指間的煙頭閃爍著同樣的寂寞，手中的塑料袋裝著剛縫補好的衣服也裝著一絲溫暖。

 

相關活動

10月2日的首場放映，兩位導演均會出席映後分享，影迷能與導演直接對話，萬勿錯過！

 

相關優惠

同時購買＜無用＞及＜傘…＞成人戲票各一，只需 $100（下午六時後場次，單一成人票原價$60）！同時購買＜無用＞及＜傘…＞學生票各一，更只需 $60（單一學生票原價$40）！

網上訂票 www.thegrandcinema.com.hk

電話訂票 3413 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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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協力：

場地：

查詢：2836 6282／info@yec.com

 

香港長大的我，看《我在伊朗長大》

亞洲電影節時看了一次，聖誕節時又再看了一次，一齣有深度但一點不沉悶的動畫，難怪能入選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我覺得比另一齣候選電影《色．戒》更值得看。

《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源於導演（／作者）自己的真人真事，漫畫版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兼贏得多個獎項，動畫版把漫畫版的內容濃縮，是精華中的精華。

從故事內容推算，作者現在大概三十七、八歲，但已飽歷風霜：國家政權逆轉而出現內亂、兩伊戰爭、家族從末落貴族變成民主烈士、自己和身邊的朋友在高壓統治下如何爭取一點點自由……「在伊朗長大」跟「在香港長大」，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伊朗，被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塑造成「邪惡軸心國」，提起伊朗，便令人立即聯想到保守回教國家、獨裁、核武、恐怖主義等負面的形容詞，一切只因我們隔著面紗來看這個遠方的國度。面紗來自西方政客、傳媒的扭曲、渲染，以及我們本身對宗教和文化上的不理解以至歧視──《我在伊朗長大》就嘗試為我們揭開這層面紗。

作為一個平民百姓，作者背負著「伊朗人」的身份，在西方國家所受到的是歧視的眼光。留學比利時的時候，她就曾一度否認自己是伊朗人。二戰後，各國各族好像趨向平等，但事實上，種族乃至文化上的歧視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即使在自命國際化大都會的香港，同樣是遊客，來自菲律賓、印尼、印度、巴基斯坦、非洲，跟來自歐美、日本，得到的待遇就已經很不同了。或許，我們應該慶幸生於今天已踏上富強之路、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的中國，而且是最繁榮、安定、自由的香港。

在《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中，龍老師這樣教導他的小兒子：「你要永遠認得那個時刻，當你的國家變質、不值得愛、不能愛又無力對抗的時候，馬上就走。托瑪斯曼和愛因斯坦都認得那個時刻。」(108頁) 在動蕩的極權國家，作者的叔叔和叔公選擇了革命，最終壯烈犧牲。到了大學時期的作者，伊朗大概已經到了龍應台老師所說的「馬上就走」的時刻，於是家人安排作者離開。但走，不代表背棄，正如作者一直毋忘祖母身上的花香。向世界說出自己的故事，讓世人更全面地看伊朗，這就是她能夠盡一點綿力，為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民所做的。

作者是幸運的，她生長在一個開明的知識份子家庭，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被灌輸她要正直、勇敢的思想，並有機會離開身處其中亦不能改變什麼的地方。同樣獲幸運之神眷顧的香港人，又願意為社會、國家、以至整個世界做些什麼？

P.S. 《我在伊朗長大》現於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及中環IFC上映。

 

《玩謝希特拉》──「玩」的歷史哲學

純以電影技巧而論，《玩謝希特拉》只屬一般。但把電影放在社會的框架，就會發現它結構的鬆散、劇情張力不足、人物心理、性格和關係不夠深刻，卻是最恰當地表達主題的方式。
電影高明的地方，是沒有把希特拉妖魔化或神聖化，只是拋出各種可能性，讓觀眾自己思考。嚴謹認真、細緻雕琢，就減少了反思的空間。臉肉鬆弛、軟弱如傀儡的希特拉，從外形到性格，都與「歷史」「記載」的有明顯的出入。巡遊路線沿路是佈景版，演講時希特拉「咪咀」、人民即使被希特拉臭罵仍繼續向他歡呼、演講台被炸等，看似誇張，但誰知道這不是事實？正如男主角在片末說：「這是希特拉最真實的故事。」誰能夠完全否定電影訴說的版本的真實性？
歷史從來都是「當代歷史」，由當代的當權者選擇有利自己的角度來傳釋。在歷史的記錄上，史官亦受到種種掣肘，很可能替在上者穩惡揚善。無論用文字還是用電影，在角度的選取上，或簡單地事件的先後次序稍後調轉，出來已經可能是兩個完全相反的版本。所謂的「正史」根本不能盡信，偏偏在我們的教育中，從來不曾鼓勵我們對歷史提出質疑，死記硬背似乎就是完成任務。

正如葉太掛在咀邊：希特拉是普選出來的。（藉歷史上其中一個特殊個案，以偏蓋全地推翻民主的重要性。）承認希特拉犯錯，等同承認自己犯錯；諷刺希特拉，同時也在揭自己的瘡疤。德國人可以從不同角度拍攝希特拉為題的電影，這就是德國這個民族的道德勇氣──反省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牽涉所謂「民族尊嚴」的歷史問題上。這就是為何大中華地區不會出現《玩謝毛澤東》、《玩謝蔣介石》，日本也不會有《玩謝天皇裕仁》、《玩謝東條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