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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 明報 2008-10-12
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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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26, 2008
〈文化是什麼？（上篇）〉〔節錄〕
撰文：龍應台 2005年10月19日 來源：《中國青年報》
我也記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園一場晚上的音樂會。幾天前，9月21日，兩千多人死於地震。音樂會上隻有素白的野姜花，散發著甜美的近乎哀傷的香氣。夜色一沉，人們從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沒有政治人物的致詞，沒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場，從頭到尾只有音樂和詩歌。兩旁的屏幕上寫著：“同胞，你的名字我們記得”。死難者的名字，一個一個出現。白底黑字，無言地出現。 好安靜的夜晚。燭光裡，人們的眼淚沒有聲音地一直流，為自己其實不認識的人。 音樂會過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來信，其中一封，沒有署名，隻有幾行朴素的字：
我從來不知道“同胞”是什麼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園那個晚上。
我明白了。
強權做不到的
是文化的力量，將無意義的碎片組成有意義的拼圖。
藝術，或文學，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個人和群體之不同──任何藝術表達都是個人創造力的舒張和個人能量的釋放，另一方面它卻又把孤立的個人結合成群體。 你說，創造力舒張，個人能量解放，而社會卻為什麼不走向分崩離析？為什麼反而走向“有意義的拼圖”？也就是說，一個多元分歧的社會，依賴什麼來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還有什麼呢？
龍應台老師寫的文章，文中提到九二一地震的一個簡單悼念活動。那裏沒有繽紛舞台，沒有明星助陣，卻讓在場很多與死難者不相識的人都哭了。因為同情之心，因為「同胞」的認同，表演欠奉，倒能讓人們的悲傷得到淨化。
香港沒有地震，但零三年卻有沙士來襲，同樣奪去不少人寶貴的生命。我們又是怎樣悼念這場災難？被公開悼念的，只有那幾位醫護人員，尤其謝婉雯醫生更被捧到天上，變成了符號，變成了小朋友的榜樣。專業精神固然應該受到尊敬，但當死難者被明星化，從小時候開始，家庭、愛情、工作、學業、宗教等不同生活部份全被抖出來，好製造動人故事，最終滿足了的，是大眾的八卦心態，得益了的，是傳媒的收視和銷量。
為什麼香港不能像台灣那樣，正正經經、簡簡單單地舉行悼念活動？藉此排解人們的悲情，給社會增添一點凝聚力？難道這就是香港的「文化」？
香港各式籌款活動亦只是一場又一場的騷，每年一度的「東華」、「仁濟」、「保良」、「饑饉三十」，焦點落在藝人載歌載舞，籌款只是名不符實的主題，受助者的慘況只是佈景板。人們關心今年有哪位天皇巨星賣力表演，遠多於受助者現今的情況。人家的不幸，成就了我們的娛樂，多了一個話題，卻少了一份同情。當籌款活動淪為綜藝節目，這與其他消費行為有何分別？另類的「付款方式」，美其名為「捐款」，消費著「他人的痛苦」。
三月 12, 2008
今個星期日晚上，首次前往「亞洲國際博覽館」“AsiaWorld-Arena”，首次捧我的小侄兒場 ( Ryan)。八歲的他已習拉丁舞數年，僥倖取了多個獎項，是次他與舞蹈學校的叔叔姨姨哥哥姐姐一起表現拉丁舞「助慶」。
大鄉里的我見識了21世紀的亞洲國際博覽館，卻有19/20世紀的觀眾，就像陳大文常常說的 ─ 好「幻海奇情」！
一向買便宜票子的我，$100的座位非常熱鬧，是真真正正的熱鬧嘈吵！觀眾「疑似」出席流行歌星在「紅館」的演唱會、街坊福利會的屋村節目、甚至兒時父母帶我們數姊弟往「啟德遊樂場」和「荔園」、鄉鎮的出會，一片喜氣洋洋、合家團圓，只差沒有舞獅、採青和燒炮仗。
甫開場，在我旁邊的兩位大嬸指手劃腳，高談闊論，以為在家中或中式酒樓追看電視劇《唐沁風暴》。我向她們 “shit” 了數聲後，她們仍然高談闊論，我附加不耐煩眼神，預測 “shit” 足整晚，她們依然以為自己是台下的大會特派司儀。
決定離開座位，致電我弟弟和他老婆，看看他們坐在那裡。
一向出席任何課堂、talk、seminar、workshop、conference、電影、表演、戲劇、舞蹈、演唱會的我，皆會自動自覺把手機調教為「震」機。
當我暫坐在觀眾席最後一排椅子時，前數排的另一大姑居然站起來，手舞足動拿著手機大聲地告訴或指導對方如何尋找她的位置。
奇怪的是身穿制服的 security guards 只提醒正在攝影/錄的觀眾勿用閃光燈，卻沒有提醒他們把手機關掉、或關上咀巴。
香港的觀眾真令人羞家，已不是新鮮事，天真(對不起，濫用這兩字)的我以為「亞洲國際博覽館」情況好一點。縱使它地方闊倘，設備先進新穎一點，觀眾質素仍停留在19/20世紀般，差別於他們沒有穿著拖鞋、咬著一碌碌甘蔗、散滿一地花生穀，演繹「後現代解構小農 DNA 綜合症」。
約七/八年後建成的「西九龍文娛中心」，真讓一眾有識之士、文化人、表演者擔心 … 香港，已有幸地與國家「接軌」，不幸地與國際「脫軌」。
不要說七/八年後的事，近在咫尺(套用「倒數」的概念)的北京奧運會，真害怕我國同胞失禮人前。
我在中文大學攻讀的「文化管理」碩士課程快將完成，從沒有一科名為「如何培養優質(或正常)觀眾」。得向老師們反映現況，把課程迎合潮流，開設一些如「後現代解構小農 DNA 綜合症」的研究課程。
表演有關資料：
《舞在亞洲．亞洲在舞》為第二屆香港體育舞蹈節重量級節目，更是首個在座擁12,000觀眾的亞洲國際博覽館Arena舉辦的體育舞蹈界盛事。除了有雲集20多個亞洲太平洋及國際頂尖的拉丁舞及標準舞高手，角逐舞林盟主寶座的賽事外，更備有精彩的表演節目，勢必打造『舞在亞洲．亞洲在舞』氣勢。
一月 6, 2008
亞洲電影節時看了一次，聖誕節時又再看了一次，一齣有深度但一點不沉悶的動畫，難怪能入選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我覺得比另一齣候選電影《色．戒》更值得看。
《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源於導演（／作者）自己的真人真事，漫畫版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兼贏得多個獎項，動畫版把漫畫版的內容濃縮，是精華中的精華。
從故事內容推算，作者現在大概三十七、八歲，但已飽歷風霜：國家政權逆轉而出現內亂、兩伊戰爭、家族從末落貴族變成民主烈士、自己和身邊的朋友在高壓統治下如何爭取一點點自由……「在伊朗長大」跟「在香港長大」，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伊朗，被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塑造成「邪惡軸心國」，提起伊朗，便令人立即聯想到保守回教國家、獨裁、核武、恐怖主義等負面的形容詞，一切只因我們隔著面紗來看這個遠方的國度。面紗來自西方政客、傳媒的扭曲、渲染，以及我們本身對宗教和文化上的不理解以至歧視──《我在伊朗長大》就嘗試為我們揭開這層面紗。
作為一個平民百姓，作者背負著「伊朗人」的身份，在西方國家所受到的是歧視的眼光。留學比利時的時候，她就曾一度否認自己是伊朗人。二戰後，各國各族好像趨向平等，但事實上，種族乃至文化上的歧視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即使在自命國際化大都會的香港，同樣是遊客，來自菲律賓、印尼、印度、巴基斯坦、非洲，跟來自歐美、日本，得到的待遇就已經很不同了。或許，我們應該慶幸生於今天已踏上富強之路、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的中國，而且是最繁榮、安定、自由的香港。
在《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中，龍老師這樣教導他的小兒子：「你要永遠認得那個時刻，當你的國家變質、不值得愛、不能愛又無力對抗的時候，馬上就走。托瑪斯曼和愛因斯坦都認得那個時刻。」(108頁) 在動蕩的極權國家，作者的叔叔和叔公選擇了革命，最終壯烈犧牲。到了大學時期的作者，伊朗大概已經到了龍應台老師所說的「馬上就走」的時刻，於是家人安排作者離開。但走，不代表背棄，正如作者一直毋忘祖母身上的花香。向世界說出自己的故事，讓世人更全面地看伊朗，這就是她能夠盡一點綿力，為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民所做的。
作者是幸運的，她生長在一個開明的知識份子家庭，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被灌輸她要正直、勇敢的思想，並有機會離開身處其中亦不能改變什麼的地方。同樣獲幸運之神眷顧的香港人，又願意為社會、國家、以至整個世界做些什麼？
P.S. 《我在伊朗長大》現於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及中環IFC上映。
八月 9, 2007
文：游清源
「皇后」之死，催生「公共空間」（public place/public space）這個「小王子」。
本土行動今天到高院爭取保留皇后碼頭，但成功機會甚微。不過，無論如何，他們已成功令港人關注「公共空間」這個在中文裏不易理解的新生關鍵詞。事實上，一直以來，在政府的文件中，「public place」都譯為「公眾地方」，而「公共空間」這個新詞的出現，雖然可令港人重新詮釋箇中含義，卻仍有欠傳神。筆者上網翻查相關的英文資料，始終覺得，較為近似的中文用語，應是「街坊街里」。
根據英國著名建築師亨特（Bernard Hunt）的解釋，公共空間的營造（place making）具備兩大元素，其一是「民間風俗」（vernacular），其二是「社區意識」（community）。另外，美國公共空間計劃（PPS,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的聯合創辦人肯特（Fred Kent）指出，空間營造以人為本，捲入群眾進取地攜手共創新天地，因為這些用家才是真正的專家；他們知道那個空間的歷史，知道主要問題所在，如果成為計劃夥伴，定能將那個空間改善。肯特說，「如果你為車與路設計城市，你就會得到車與路；如果你為人和地設計城市，你就會得到人和地。」他還不忘為公共空間下一啜核注腳，那就是「無官地帶」（bureaucracy-free zone；說到這裏打個岔，如果public place應是「街坊街里」，那麼place making也最好譯做「街坊創建工程」）。
寫下《我這一代香港人》的懺情文化人陳冠中也指出，「地域營造（place making）是一種城市建設的藝術，……譬如說街區要小、路網要密、馬路不要太寬、鼓勵步行、混合功能、建築物不要太龐大而應符合人的尺度（human scale）」。陳冠中說的，其實也是回歸簡樸、回到街坊。
值得當權者深思的是：為何愈來愈多港人渴望保留以至重現這樣的一個街坊街里的公共空間？
小王子最掛念那朵留在夢鄉的玫瑰。
八月 3, 2007
- 寫在皇后碼頭清場的這個晚上
刊於蘋果日報8月3日論壇版
文：lilian – Culture 8003 小組成員
今晚，皇后碼頭清場，香港政府強硬地要收回它以順利完成填海工程，沒有去支持絕食，沒有去現場緬懷，一句話，我總覺得我不是地道的香港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中，允許算上我們這些只是來香港找生活的人的記憶的一部分嗎？
但是，我剛到香港的10年前，卻是這些‘皇后碼頭’這樣有著白底黑框黑字的地方提醒我是定居在了香港，每一次經過公主道，經過港督府，經過所有這些帶著殖民地痕跡的地方，我只會祈禱他們不要有一天變成‘建國路’之類。香港的殖民歷史過去了，但並不代表非要把它整個掀起，像癌細胞一樣地剷除。
一點點拆掉香港
香港從來就是很多人的來往之地，人們在這里找到落腳之地，找到生存的機會，找到離開祖家卻能在這裡找到一角的地方。我也是其中一個，落在了這片土地上，朦朧地在滋長著對這個地方的感情。對她早已沒有了‘東方明珠’式的讚歎，卻更多地瞭解著她背後的種種。
我愛上她的時候，是當我發現在她向遊客炫耀式的美麗夜景櫥窗背後，她有著那麼多可愛的地方，街角有那麼包豪斯式的濕貨街市，中環的大廈間有那麼狹窄而充滿活力的嘉咸街，斜坡上有那麼快樂地在售賣自家設計的小小歐式店鋪，夜幕低垂下有那麼多人匆匆邁上船，從那些歷史般沉默的碼頭四散去屬於自己的家，在對岸，在離島。
我繼而像主人家一般地為這個地方向朋友們推薦他們真正該去的地方，真正是屬於香港的地方。經過添馬艦，我會告訴他們那條在這里沉沒的添馬艦，經過淺水灣，我也會告訴他們英兵曾在此出對抗日軍。在我的眼中，香港有著那麼多值得被去深入的地方，我曾經盼望著香港旅遊發展局會組織一條‘殖民文化之路’或至少是‘作家筆下的香港之路’ ，讓香港在口號式的‘亞洲國際都市’的中增添歷史和文化的厚度，說到底，這也只是去發現她的萬種風情而已。風情之事，本可以千型百態，不是非要是萬般的政治正確之類或非要趕上所謂時代發展之潮。
然而，在香港出生的某些本地香港人卻似乎看不到我們做為外鄉人所珍惜的東西，灣仔的街市會變成只能在廣告上意會的‘豪宅’ ，那中環的嘉咸街不久也要變成符合中環思路符合所謂旅遊經濟原則的‘老店街’ ，他們拆掉，改造，卻不知道自己也正在一點點拆掉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的那些重要部分。
拒絕‘偽皇后碼頭’
今晚，我不去皇后碼頭，是因為天星碼頭收回的那晚，我去了，可是天星沒有躲過被強姦般推倒的命運。我確定皇后碼頭也難逃這個命運，因為在某些人的思路下，它早已擋在了他們的道路上，一定要推倒。在一個沒有民選的地方是不可能我們把他們推倒而去保衛這個碼頭的。
所以我情願選擇靜靜地為它寫一篇悼文，我也相信今晚除了在碼頭上為它通宵守衛的人們，有更多人在家裏為它而點起一支祈禱的蠟燭，或是像我一樣地寫下自己的感受。別了，皇后碼頭！我們會為你拒絕那個‘偽皇后碼頭’ ，這大概是唯一我們可以為你做的，或者是有一天，我們會因為香港不再是香港而最終選擇離開它，請你也記住，我們的決定中有包括和你分別的這個晚上。所以，就如此別了吧，在這樣鬱悶而如坐火山之上的夏夜裡。
八月 2, 2007
八月 2, 2007
※ 原刊於8月2日之明報
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
文﹕梁文道
林局長鈞鑒：
讓我先告訴你一個小故事，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大約8 年前吧，我在一份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文化雜誌當顧問編輯，與同事一起策劃了許多關於文化政策的專題，例如博物館的「公司化」（也就是現在民政局即將開展的計劃），和西九龍文娛區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全港第一個關注這個問題的媒體）。當時我們就聽說藝發局對這份雜誌很不滿意，但原因卻不大清楚。終於到了申請新年度資助的時候了，我才發現，最討厭我們的原來是一位文化界裏位高權重的老前輩，他也是當年殖民地政府最重用的一個藝術家。他在會議上批評我們老是在指點政府的文化政策，不夠藝術，可想而知，這份雜誌是辦不成了。會後，年少氣盛的我走過去對他說： 「X 先生，或許你以為文化政策不重要，或許你以為只有你幫政府搞的那些大型演出才叫藝術。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為你很快就要退休了；而我，1970 年尾出生，現在才20 多歲。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我不提那位先生的名字，是因為如今還記得他的人確實不多了。
那天看你來皇后碼頭參加論壇，我不禁想起了這段往事，還有我當日說的那句氣話： 「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
傳媒待你實在不薄，明明這裏只有一群平和理性，偶而唱歌跳舞的年輕人，他們卻形容你的到來是「深入虎穴」；明明當天最激動最愛說粗話罵人的是支持你的「維園阿伯」，他們卻同情你的「忍辱負重」。還記得嗎？那一天台上有4 位講者對你提出了質疑，有人說起皇后碼頭抗爭記憶的價值，有人細述皇后碼頭與愛丁堡廣場的建築佈局，還有人從技術角度入手解釋填海和保留皇后碼頭可以並行不悖的理由。結果呢？你沒有回答任何一條問題，你只是重申一遍你的立場：政府早已經過種種程序，花了很多時間，所以碼頭非拆不可。
後來有傳媒批評我們這伙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所以就鼓譟喝倒采。但我們的要求到底是什麼呢？其實我們並不奢望你會代表政府讓步，我們的要求要比這個狂想謙卑多了，我們只是想你回答我們的問題而已。有人提問，而你作答，這不是很基本的一種禮節嗎？可惜你沒有。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的問題很愚蠢，你不屑一顧嗎？坦白講，我不相信建築師公會是愚蠢的，他們提出的折衷方案是可以完全不用理會的。那麼，是因為你還沒做好準備嗎？恐怕也不是，因為我們提出的東西早在兩個月前就公開發表過了。
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我就懂了，原來你真的不需要回應任何疑問，你只要好好微笑。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學者稱讚你的發言「掌握了重點」（例如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名嘴欣賞你的態度從容寬大（例如香港電台的周融）。畢竟，在當前這個世代，你說了什麼是不重要的，他們是否認真看完了整個論壇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來了，而且微笑。或許不少香港人都習慣了官僚的冷漠與超然，你的出現，令人感動。然而我很納悶，你難道不是一位政治任命官員嗎？你難道不是一個政治家嗎？一個政治家難道不應該盡力說服他的對手，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嗎？就算這是不可能的，他也應該展現誠意，告訴大家他試過吧？可是你沒有，你只是笑著告訴大家，你很尊重我們的意見，然後你不反駁任何一項挑戰。可能你根本回應不了那些專業人士的質疑，你很清楚地知道就算填海，碼頭也不必然要拆。但現實很無奈，經過「西九」的推倒重來，政府再也經不起這種打擊了。在你們的眼中，我們就像一群恐怖分子，綁架了皇后碼頭做人質；如果這一回你們再讓步，誰能保證日後不會出現更多的恐怖分子？ 「強政勵治」又該如何說起？所以就算我們說得再有道理，你也管不了那麼多。可是，政治家的勇氣，承擔與願景豈不正該表現在這種關鍵時刻？你和你的上司是應該大方承認過去10 年的諮詢有缺失，忽略了保育，然後勇於改正？還是堅持到底，把有問題的決策死硬地執行到最後一刻呢？還有一種可能，是你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你不明白鄭敏華說的那套建築故事，不曉得英女王和9 位港督登岸的地方有什麼特別。我不怪你，因為還有許多你的同代人覺得這是英殖餘緒，是國恥，不只不能留而且早就得拆。如果他們住在大陸，他們一定也要想辦法拆走僅餘的日軍「慰安所」。你不明白朱凱迪所說的市民抗爭史，不曉得一塊數十年來香港人搞社會運動的地方有什麼好紀念。我也不怪你，因為也有許多人堅持集體記憶就是你有你的記憶我有我的記憶，他們不知道世上早有衡量和評估集體記憶價值的方法；他們要是住在倫敦，他們可能會建議把海德公園變成樓盤。
你不懂我們，是因為我們說的東西太新了。所謂「保育」從來就不曾出現在你那一代政府官員的字典裏，所謂「參與式規劃」也從來不是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習慣，因此你所說的諮詢程序也就很自然地不包括這些元素了。至於當年立法會在審議你們的填海方案時，為什麼不吭聲呢？
那是因為他們也不懂，其實他們和你活在同一個世界裏。為什麼我們當年不反對呢？引當日論壇後一位大學生的話： 「那時我還在念小學。」接下來你可能知道這是批怎麼樣的年輕人，因為你從來沒遇過這種事：一幫小伙子不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工資，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福利，甚至不是為了存留自己住的地方，他們露宿絕食，為的竟然是個表面上和他們沒有任何切身利益的公眾場所。且讓我為你介紹一下吧。
先說司徒薇，她是港大舊生，但她不是傳說中的「73年」那一代。可能從小她就聽說自己那一代不讀書很懶惰，不過她很用功，她讀過的書絕對比我們所知的任何一個「73」老鬼還要多；並且不是和當年的大學生比較，而是和那些活到現在的舊生比較。再看看朱凱迪，一個很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人，他也留過學；但他不是考去哈佛念MBA，而是去了伊朗學波斯文。因此他的「國際視野」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一套。
最後，絕食中的陳景輝，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念預科。他不是主流社會定義下的好學生，因為他的成績不怎麼樣，但我第一次碰見他的時候，他正在看Richard Rorty的名著《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本大部分你那一代精英未必看得懂的經典。我不想鼓吹什麼「世代戰爭」，事實上，留守皇后的人裏頭不乏年齡比你還大的長者。我所說的「下一代」是指全新一代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一種政府仍然不能理解的新事物。你想透過政黨聯絡我們嗎？他們正在努力跟上我們的腳步呢？你想用古物古蹟委員會一類的組織吸納我們嗎？結果有兩個人進去投了皇后碼頭一票，使它成為一級歷史文物。你想用飯局和吹風會去軟化我們嗎？我們不知道你能給出什麼我們想要的東西。
你可了解自己身處的情況？有沒有看過回歸10 周年時各種雜誌辦的專輯，你去數數看裏面有多少張天星鐘樓的照片，又有多少張上了封面？有空的話去一趟香港動漫展吧，你會發現一個挺受歡迎的天星鐘樓玩偶。你知道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嗎？自從天星倒下，我們就已經開始勝利。
當我們坐在皇后碼頭等待警察，而你正聽著電台節目讀著報紙評論的時候，你可能會感到慶幸，因為居然有那麼多友善的聲音包圍著你。可是請上網看看，試著鍵入「朱凱迪」這3 個字，你將發現他得到的掌聲竟要比你還多。沒錯，今天報刊和電台的受眾或許遠遠多於網上的論壇與博客，但是5 年後10 年後呢？10 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而那些對你不錯的作者都太忙了，他們不只沒空寫歷史甚至也沒空讀歷史。只要讀史，就都知道誰是蘇守忠，可是有誰知道當年主管交通運輸的官員是誰呢？殘酷，但這是事實。所以，儘管來帶走我們，儘管來拆皇后碼頭吧，我們將帶著微笑平和地等待。因為人固然可以推倒歷史的遺物，但人終究會被歷史埋葬。在你推倒皇后碼頭的那一刻，就是我們說再見的時候了。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30 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珍重 梁文道
2007年8 月1 日凌晨於皇后碼頭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七月 27, 2007
Source: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44223&group_id=252
adapted from inmedia
七月 10, 2007
※ 文章來源：本土行動
與香港故事商榷天星皇后的清拆，引發了一連串關於社會運動、歷史和殖民問題的討論。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陳順馨，在其近著《嗅覺記憶——我的七十年代》嘗試透過七十年代一系列社區運動的經歷，在回歸十年之時，與今時今刻的保育運動和居民運動展開對話。
有趣而意味深遠的地方，還在於她筆下的本土人事物，皆與這城市耳熟能詳的七十年代香港故事如此的迥異。提及的年輕人、艇戶、徙置區的家庭主婦、都是抱打不平，帶著正義感嘗試改變社區和城市。在順馨的筆下，她他們不是不關心政治的純「經濟動物」，香港也不是「人人都有機會」的香港。不同版本的香港故事到底意味著甚麼？是因為觀察的對象不同？是方法學的差異？還是希望產生不同的感性、政治、文化效果？
有說，七十年代是火紅年代，它盛載了戰後嬰兒潮一代的理想和激情；也有人說，天星皇后保運動揭開了一頁廿一世紀充滿理想的新社會行動。究竟兩代人可以如何透過互相的批評、勉勵和對話，看到不一樣的自己，和有別於流行版本的香港故事的可能性？陳順馨怎樣看今天的皇后碼頭運動，這一代又怎樣思考回應七十年代的足跡？我們誠意邀請你一道來進入這指向未來的歷史討論。
日期：七月十三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點：皇后碼頭
嘉賓：陳順馨（嶺南文化研究系）、謝柏齊（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碩士、攝影師、社會運動觀察者）、天星皇后參與者（待定）
主持：邵家臻（文化評論人、浸會大學社工系博士生）
查詢：二一四七零七八八
延伸閱讀：
壓在發展神話下的歷史：評介《嗅覺記憶——我的七十年代》（葉蔭聰）
答許老爺（邵家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