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電影節時看了一次，聖誕節時又再看了一次，一齣有深度但一點不沉悶的動畫，難怪能入選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我覺得比另一齣候選電影《色．戒》更值得看。

《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源於導演（／作者）自己的真人真事，漫畫版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兼贏得多個獎項，動畫版把漫畫版的內容濃縮，是精華中的精華。

從故事內容推算，作者現在大概三十七、八歲，但已飽歷風霜：國家政權逆轉而出現內亂、兩伊戰爭、家族從末落貴族變成民主烈士、自己和身邊的朋友在高壓統治下如何爭取一點點自由……「在伊朗長大」跟「在香港長大」，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伊朗，被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塑造成「邪惡軸心國」，提起伊朗，便令人立即聯想到保守回教國家、獨裁、核武、恐怖主義等負面的形容詞，一切只因我們隔著面紗來看這個遠方的國度。面紗來自西方政客、傳媒的扭曲、渲染，以及我們本身對宗教和文化上的不理解以至歧視──《我在伊朗長大》就嘗試為我們揭開這層面紗。

作為一個平民百姓，作者背負著「伊朗人」的身份，在西方國家所受到的是歧視的眼光。留學比利時的時候，她就曾一度否認自己是伊朗人。二戰後，各國各族好像趨向平等，但事實上，種族乃至文化上的歧視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即使在自命國際化大都會的香港，同樣是遊客，來自菲律賓、印尼、印度、巴基斯坦、非洲，跟來自歐美、日本，得到的待遇就已經很不同了。或許，我們應該慶幸生於今天已踏上富強之路、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的中國，而且是最繁榮、安定、自由的香港。

在《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中，龍老師這樣教導他的小兒子：「你要永遠認得那個時刻，當你的國家變質、不值得愛、不能愛又無力對抗的時候，馬上就走。托瑪斯曼和愛因斯坦都認得那個時刻。」(108頁) 在動蕩的極權國家，作者的叔叔和叔公選擇了革命，最終壯烈犧牲。到了大學時期的作者，伊朗大概已經到了龍應台老師所說的「馬上就走」的時刻，於是家人安排作者離開。但走，不代表背棄，正如作者一直毋忘祖母身上的花香。向世界說出自己的故事，讓世人更全面地看伊朗，這就是她能夠盡一點綿力，為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民所做的。

作者是幸運的，她生長在一個開明的知識份子家庭，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被灌輸她要正直、勇敢的思想，並有機會離開身處其中亦不能改變什麼的地方。同樣獲幸運之神眷顧的香港人，又願意為社會、國家、以至整個世界做些什麼？

P.S. 《我在伊朗長大》現於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及中環IFC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