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文化現場》八月號）﹣林喜兒

七月下旬的一個下午，站在美荷樓地下，面前人頭湧湧，有「龍友」迫在百多呎的單位影過不停，有少女們站在黃色木門外「擺鋪」拍照，美荷樓既是主角也是配角。我在想，是甚麼吸引他們來到眼前這座將被活化的徒置大廈，他是個喜歡舊建築、重視歷史的人嗎？那個不停按動快門的其實是因為「最後之誘惑」嗎？而我，是為了回到過去。上月 在 石 硤 尾 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 心舉行的「光影留情」 展 覽，同場加映的是美荷樓開放日。

「光影留情 」 是由房委會舉辦的攝影展， 展出黃 勤帶、謝至德及蔡旭威三位攝影師鏡頭下的石硤尾邨 、 牛頭角下邨及蘇屋邨，三個建於 50 、 60 年 代 的 早期屋 邨 。不知何時開始，屋邨 仔 成了香港人的一個身份認同，多少個香港故事總會是以屋邨仔為本位，說的當然是如何從艱苦的屋邨生活中努力不懈然後闖出一番事業，彷彿屋邨仔就最能代表香港，媒體更喜歡找來「屋邨代言人」，那個明星高官都是屋邨出身。身份從來都是被建構出來，當屋邨被媒體、社會珍而重之地對待時，我也被我的屋邨身份感召一樣，檢視自己的成長經歷，究竟屋邨有何獨特之處，還是因為夠平凡，容易引起共鳴。事實上，近年因為不少舊屋邨的清拆再次令屋邨受到注視，即將消失的永遠最被珍惜， 事先張揚的蘇屋邨，早前的牛頭角下邨，無不吸引傳媒的注視，然後吸引市民大眾趕往　吊一番。

屋邨除了可幫助說明香港人的奮鬥故事外，最好說的自然是那些人情味故事，所以這個屋邨攝影展無不著力展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除了是屋村的環境空間外，攝影師都愛捕捉在屋邨村內的生活細節，雜貨店、遊憩空間、老人的優閒與小孩的玩樂，最易成為主題。看看相片旁的標題：「屋邨村居住空間狹小，兄弟妹間善用空間」、「拉近居民間的距離」、「長大後他們定會記得在蘇屋度過的快樂童年」，真的嗎？屋村邨生活真的那樣快樂嗎？為甚麼我的記憶不完全是這樣？

我不是來自美荷樓，卻是出生於鄰近的李鄭屋，同樣都是七層的徒置大廈 ，對於那個一百二十呎的狹小單位我是熟悉不過，我還是特意參加了導賞團，我好奇，想聽聽別人怎樣說一個我在當中的故事。拿著一張由房委會印制的簡介，寫了一點公屋的起綠，「1953年聖誕夜，石硤尾木屋區的那場大火」，早已成了香港公屋發展史的主流和官方論述，那些基本資料如單位面積120平方呎，月租14元我全不知曉，不過當我跟著大隊迫在兩個開放給公眾參觀的單位，眼前所見跟我記憶中兒時的家居確實相似得很，那張碌架床、那個五桶櫃、那部卡式收音機、那堆鐵盒鐵罐，這種現場感令記憶更立體。然後導賞員在說居民是怎樣生活，這個，我更清楚了，天天行七層樓梯上學放學、跟弟妹在樓梯口玩樂、在「角仔」玩廚飯仔．．．．．．那時家家戶戶白天也是打開門，沒有獨立廁所和廚房，走廊是家居的一部份。大概每個住過徒置區的人，都能輕易地喚起這些回憶。

這邊廂我記得跟鄰居玩跳樓梯、踢西瓜波的日子，那邊廂更歷歷在目的是經常看見「道友」在梯間吸毒、每天要到那個惡臭難頂的公共廁所解決、經常聽到有變態佬偷底褲，到浴室偷窺的事件。而每當跟母親說起住徒置區的日子，她也會說從前的日子很辛苦，要照顧一家十口的起居飲食，大熱天時在走廊炒菜煮飯、天寒地凍在「水o候腳」洗衫，在沒有冷氣、沒有洗衣機的年代．．．．．．還要擔心夜歸的家姐的人生安全。

早前跟從前住在蘇屋邨的中學同學說起蘇屋村快清拆，會否回去看一看，同學仔有點冷淡，說了一句：「從前住的地方很細，生活很辛苦。」是的，大概沒有人願意回到這個從前；是以，保留舊的東西也不一定是因為懷舊。 從相片走到美荷樓實景，回憶不住湧現，想起馬國明經常提到班雅明關於記憶/回憶的體驗，他說到回憶是兩段時間的相遇，在「當下」一刻想起「過去」的事，而且回憶是不限次數，每次的意義也就不相同。早已把幾張童年在徒置區的黑白照放進iPhone內，那天在看攝影展時，看過謝至德他們拍下的蘇屋牛下， 然後在美荷樓，我又拿著相機在拍，突然間，我記起電話內由家姐或亞哥操刀的照片，眼前腦袋別人的照片自己的照片，又想起馬國明說的：回憶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像迷宮一樣。

參觀美荷樓後的一個星期，跟吳文正走了一趟中上環，看的自然是他的「街坊老店」，事實上近年民間以至政府都在辦舊建築展、歷史漫步，不知道參加的人為的甚麼， 假若只是為了拍下一堆相片、懷舊一番，然後繼續犬儒地接受舊不去新不來，發展就是這樣的一個現實，這樣的一種參與只會把自己的角色變成遊客，不要忘記，這是我們的城市。

相片是紀錄，建築是歷史的載體，當平凡不過的小店也被高樓大廈高速鐵路迫進博物館，那便是宣佈生活死亡的時候，而那個回憶的迷宮也必然被封閉。

想起Wall-E中，Eve面對Wall E被洗去記憶後那種慌亂，電腦、ipod、iPhone的記憶體再大又怎樣，當它一聲不響地突然消失，這種滋味或者你也嘗過。

沒有記憶，是件很可怕的事。